在“泰坦尼克”撞得大半个星球天昏地暗之前，台湾先已为一卷遗书引发了一场“地震”：一部名为《蒙马特遗书》的书信集，轰得整个岛屿发抖。———26岁女生邱妙津自杀前写于法国的数封信件，缘何会在台岛青年中激起如此深切的共鸣？这部以发现地蒙马特命名的《蒙马特遗书》，缘何能在出版后连登《中国时报·开卷》“一周好书榜”、《联合报·读书人》“每周新书金榜”，获得“96年金鼎奖优良图书推荐”，并最终摘取“《联合报·读书人》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”？轰动性图书常让人感叹“花期”短暂，这卷遗书又如何时至今日仍“余震”频频？……
日前来京的台湾著名作家兼学者、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蒋勋，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。当年，蒋勋正作为《联合报》评委亲自参与了“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”的评审全过程。谈起《蒙马特遗书》的初读感受，蒋勋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这部书让我吓了一大跳”。
吓人一大跳的作者
这部书的作者先就要吓人一跳：邱妙津，女，研究生，一个公认的天才，拥有一张从台北第一女中到台大心理系的“阳光履历”；但她同时是一个同性恋者，这一重隐秘身份人们只有在她死后才从其日记里得知———这个双面女孩好像一茬不规则的刀锋：既不为正常社会所兼容，亦不能游刃于正常社会。
关于邱妙津的自杀，说法有很多。一个也许不是最关键但却起了点火作用的因素是感情困扰：邱妙津赴法继续心理学研修时，陷入了一场狂乱的三角恋爱。最后她选择了一种激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———以水果刀刺入胸口，“只有26岁，大二就能用法文读原典……这样一个女生，却说死就死”。邱妙津在巴黎自杀后，从附近的蒙马特地区，人们发现了她死前写给女友的信；逐一收集起来，辑成《蒙马特遗书》。
无法在白天启齿的话，邱妙津在遗书里披露无遗。“女性的情欲和肉体往往是男性描写的对象；我从没见过一个女性自己写自己的情欲与肉体写到这么细”，凭籍多年的阅读体验，蒋勋认为就“年轻人的情欲”这一面，《蒙马特遗书》实现了某种原创性书写。
但这种书写又与暴露性、展览式写作判然有别。蒋勋指出，《蒙马特遗书》不是对人类窥视癖的迎合或满足；而是向每一个阅读者开启“一个你完全不懂的领域”：对于这个领域，在看这本书之前人们的态度多半还是不屑、嘲笑或责难（惯性思维和传统标准早已成就无数的共识）；但《蒙马特遗书》却会使读者从“真正进入的一刻”起突然被感动甚至于———“悲悯”。
绝对的“遗书式”写作
两类写作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同？蒋勋认为根源在于不同的写作预设：如果说展览式写作更多是一种投合阅读、讨好市场的商业行为；《蒙马特遗书》则是一种设定死亡后的绝对写作，换句话说，“这是一部真正的‘遗书’”。
“只有当设定了自己的死亡之后，才会这样写”，在蒋勋看来，“死亡是解构的最大力量———惟有死亡能解脱‘生’的相对性”。从而这里所谓“遗书式”书写，并非指写作内容，而是强调作者在写作之始预设的死亡坐标：整部作品由此获得了一种终极意义并显示出一种绝对重量———读者也正是为这种“空前的重量”而悲悯。
为了说明这种写作的特质，蒋勋举出另一位和邱妙津相类的作者———同样要“吓人一跳”的法国作家惹内。当惹内还是一个孩子时，他因为讨厌制服而“逃”进黑社会；人生的定型期完全浸泡在反体制的环境里，长大后的惹内成了一名惯偷和男妓。他一次次的坐牢，一次次遭重判，判决又一次次累积，以至最后成为一名无期刑犯———惊人的是惹内竟以“无期刑犯”的身份开始了个人写作：写自己的故事，写监狱里男性间的情欲关系……这些作品大多散失狱中或被看守们毁掉；但有一部分却意外地传到了萨特手里。萨特读后惊为天人，作《圣者惹内》指出：惹内是在替所有主流文化“赎罪”；同时说明：这才是一种绝对的写作———而那些意图发表、预设别人评论的写作，其纯粹度往往要打折扣———在这个意义上，《蒙马特遗书》与“圣者自白”表现出相当的同质性。
台湾青年为什么
因《蒙马特遗书》而发抖
从感性的个人生命体验反观《蒙马特遗书》，蒋勋的独特发现是该书中惊心动魄的死亡美学：邱妙津以她自己26岁的绝望，聚焦并凸显了普遍的青春期的向死意识。几乎每个人都或深或浅地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感觉：在最灿烂的年华、在人生的巅峰状态下突然生发对“死”的空前强烈的体感、认同乃至———渴望！也许这就是很多台湾青年都要为《蒙马特遗书》而发抖的原因。
这无疑是一种“春寒”；但其冲击范围又远远漫过了青年。“我也经历过青春的死亡”，51岁的蒋勋感到，“一个年轻的蒋勋早已经死去———很多年前，和很多他那个年龄的朋友一起”。所以这原是整个人类的宿命。
从青春的向死意识中，蒋勋进一步提升出一种“青春期的死亡美学”———毕业于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、数十年沉潜于书画创作和美术史研究的阅历，使蒋勋在作家的感觉之上，又始终贯通一种美学家的趣味与眼光。蒋勋以为这种美学只要留心，便可以在古往今来的许多艺术作品中发现。比如西洋美术史上有一个贯穿性的形象组合：一个异常俊美的身体与一支致命的箭；几乎是一种对应，在汉字中有一个意为“花凋”的“谢”字———而它的另一个涵义是“感激”。从这个角度还可以解释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台湾青年中的流行：通过他的作品中总可以共鸣出一种向死的青春的美仑美奂；同样从这个角度回眸中国历史，蒋勋认为最美的一景是辛亥革命：年轻的秋瑾、邹容、陆皓东、林觉民们一一奉上“死”的热烈与“爱”的柔婉———蒋勋在诗集《来日方长》中有一首《致秋瑾与徐锡麟》，其中写道，“他们在人间／匆匆一次来去／就指点完了／江山”。也就是说，青春的死亡之所以美，在于她保持了一种绝对的完整，“正是借那个年轻时死去的蒋勋，我才达到了今天的完整”———因为任何一个状态的极至都是死亡，而死亡也就是开始，所谓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。
这就是蒋勋眼中的《蒙马特遗书》。在最近于北大进行的小型交流会上，蒋勋对在座的文史哲系研究生讲，“如果要我向你们推荐一部书，那就是这一部”。
最后蒋勋还要提醒读者：看这部书时要有一种严肃的心情。不是休闲而是沉重。这是蒋勋当年的亲身经历，“我不能像通常一样躺着看下去，我必须坐起来”。在“泰坦尼克”撞得大半个星球天昏地暗之前，台湾先已为一卷遗书引发了一场“地震”：一部名为《蒙马特遗书》的书信集，轰得整个岛屿发抖。———26岁女生邱妙津自杀前写于法国的数封信件，缘何会在台岛青年中激起如此深切的共鸣？这部以发现地蒙马特命名的《蒙马特遗书》，缘何能在出版后连登《中国时报·开卷》“一周好书榜”、《联合报·读书人》“每周新书金榜”，获得“96年金鼎奖优良图书推荐”，并最终摘取“《联合报·读书人》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”？轰动性图书常让人感叹“花期”短暂，这卷遗书又如何时至今日仍“余震”频频？……
日前来京的台湾著名作家兼学者、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蒋勋，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。当年，蒋勋正作为《联合报》评委亲自参与了“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”的评审全过程。谈起《蒙马特遗书》的初读感受，蒋勋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这部书让我吓了一大跳”。
吓人一大跳的作者
这部书的作者先就要吓人一跳：邱妙津，女，研究生，一个公认的天才，拥有一张从台北第一女中到台大心理系的“阳光履历”；但她同时是一个同性恋者，这一重隐秘身份人们只有在她死后才从其日记里得知———这个双面女孩好像一茬不规则的刀锋：既不为正常社会所兼容，亦不能游刃于正常社会。
关于邱妙津的自杀，说法有很多。一个也许不是最关键但却起了点火作用的因素是感情困扰：邱妙津赴法继续心理学研修时，陷入了一场狂乱的三角恋爱。最后她选择了一种激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———以水果刀刺入胸口，“只有26岁，大二就能用法文读原典……这样一个女生，却说死就死”。邱妙津在巴黎自杀后，从附近的蒙马特地区，人们发现了她死前写给女友的信；逐一收集起来，辑成《蒙马特遗书》。
无法在白天启齿的话，邱妙津在遗书里披露无遗。“女性的情欲和肉体往往是男性描写的对象；我从没见过一个女性自己写自己的情欲与肉体写到这么细”，凭籍多年的阅读体验，蒋勋认为就“年轻人的情欲”这一面，《蒙马特遗书》实现了某种原创性书写。
但这种书写又与暴露性、展览式写作判然有别。蒋勋指出，《蒙马特遗书》不是对人类窥视癖的迎合或满足；而是向每一个阅读者开启“一个你完全不懂的领域”：对于这个领域，在看这本书之前人们的态度多半还是不屑、嘲笑或责难（惯性思维和传统标准早已成就无数的共识）；但《蒙马特遗书》却会使读者从“真正进入的一刻”起突然被感动甚至于———“悲悯”。
绝对的“遗书式”写作
两类写作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同？蒋勋认为根源在于不同的写作预设：如果说展览式写作更多是一种投合阅读、讨好市场的商业行为；《蒙马特遗书》则是一种设定死亡后的绝对写作，换句话说，“这是一部真正的‘遗书’”。
“只有当设定了自己的死亡之后，才会这样写”，在蒋勋看来，“死亡是解构的最大力量———惟有死亡能解脱‘生’的相对性”。从而这里所谓“遗书式”书写，并非指写作内容，而是强调作者在写作之始预设的死亡坐标：整部作品由此获得了一种终极意义并显示出一种绝对重量———读者也正是为这种“空前的重量”而悲悯。
为了说明这种写作的特质，蒋勋举出另一位和邱妙津相类的作者———同样要“吓人一跳”的法国作家惹内。当惹内还是一个孩子时，他因为讨厌制服而“逃”进黑社会；人生的定型期完全浸泡在反体制的环境里，长大后的惹内成了一名惯偷和男妓。他一次次的坐牢，一次次遭重判，判决又一次次累积，以至最后成为一名无期刑犯———惊人的是惹内竟以“无期刑犯”的身份开始了个人写作：写自己的故事，写监狱里男性间的情欲关系……这些作品大多散失狱中或被看守们毁掉；但有一部分却意外地传到了萨特手里。萨特读后惊为天人，作《圣者惹内》指出：惹内是在替所有主流文化“赎罪”；同时说明：这才是一种绝对的写作———而那些意图发表、预设别人评论的写作，其纯粹度往往要打折扣———在这个意义上，《蒙马特遗书》与“圣者自白”表现出相当的同质性。
台湾青年为什么
因《蒙马特遗书》而发抖
从感性的个人生命体验反观《蒙马特遗书》，蒋勋的独特发现是该书中惊心动魄的死亡美学：邱妙津以她自己26岁的绝望，聚焦并凸显了普遍的青春期的向死意识。几乎每个人都或深或浅地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感觉：在最灿烂的年华、在人生的巅峰状态下突然生发对“死”的空前强烈的体感、认同乃至———渴望！也许这就是很多台湾青年都要为《蒙马特遗书》而发抖的原因。
这无疑是一种“春寒”；但其冲击范围又远远漫过了青年。“我也经历过青春的死亡”，51岁的蒋勋感到，“一个年轻的蒋勋早已经死去———很多年前，和很多他那个年龄的朋友一起”。所以这原是整个人类的宿命。
从青春的向死意识中，蒋勋进一步提升出一种“青春期的死亡美学”———毕业于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、数十年沉潜于书画创作和美术史研究的阅历，使蒋勋在作家的感觉之上，又始终贯通一种美学家的趣味与眼光。蒋勋以为这种美学只要留心，便可以在古往今来的许多艺术作品中发现。比如西洋美术史上有一个贯穿性的形象组合：一个异常俊美的身体与一支致命的箭；几乎是一种对应，在汉字中有一个意为“花凋”的“谢”字———而它的另一个涵义是“感激”。从这个角度还可以解释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台湾青年中的流行：通过他的作品中总可以共鸣出一种向死的青春的美仑美奂；同样从这个角度回眸中国历史，蒋勋认为最美的一景是辛亥革命：年轻的秋瑾、邹容、陆皓东、林觉民们一一奉上“死”的热烈与“爱”的柔婉———蒋勋在诗集《来日方长》中有一首《致秋瑾与徐锡麟》，其中写道，“他们在人间／匆匆一次来去／就指点完了／江山”。也就是说，青春的死亡之所以美，在于她保持了一种绝对的完整，“正是借那个年轻时死去的蒋勋，我才达到了今天的完整”———因为任何一个状态的极至都是死亡，而死亡也就是开始，所谓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。
这就是蒋勋眼中的《蒙马特遗书》。在最近于北大进行的小型交流会上，蒋勋对在座的文史哲系研究生讲，“如果要我向你们推荐一部书，那就是这一部”。
最后蒋勋还要提醒读者：看这部书时要有一种严肃的心情。不是休闲而是沉重。这是蒋勋当年的亲身经历，“我不能像通常一样躺着看下去，我必须坐起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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